思维探险在行进——评张学栋先生的《图像思维》

思维探险在行进——评张学栋先生的《图像思维》

张康之 　

张学栋先生因出版《图·像思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而获美国2005年度加州和内华达州两州政府奖。两个州政府同时颁奖给一项成果，这是不多见的，因为，在文化和艺术的领域，要取得共识是比较困难的。张学栋先生同时获得了两个州的同一类型政府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学栋先生研究成果的普遍价值。

　如何思维的问题，是科学和生活的根本，有什么样的思维，人类就会用这种思维去认识世界、去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而把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理解作为理论提出来，并建构自己的生活模式。科学无非是思维的建构，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发展出什么样的科学，就会进一步根据科学的观念去型塑生活模式。既使人类在思维方式上是共有的，由于科学家在思维活动中的差异，也会导致科学理论上的区别，进而会提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建构方案。所以，研究人类的思维方式，去捕捉人类思维方式发展方向上的可能性，才是一切科学研究中最基础性的研究。张学栋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感悟出一种“图·像思维“，并以特殊的形式来表现这种思维，给人以奇峰突现的感觉。虽然在理性思维、抽象思维严整地框定了人类的科学活动和各种各样公共生活的今天，要理解和接受张学栋先生的“图·像思维“，还需要时间来提供心理准备。但是，就“图·像思维“所喻示的另一种科学发展方向和生活模式建构方案而言，那是确定无疑的。不管前景是怎样的，在今天，张学栋先生获奖则是无愧的。

“图·像思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或者说，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感悟出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该书的“自序“中，张学栋先生用“势、场、道、灵、态、恒“六个字概括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如果把这六个字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它是包含着一种科学发展和整体性地把握世界的逻辑的。而且，这六个字所表达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其内蕴的思维方式的整体性特征。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分解为各家各派的话，那么，某一家、某一派可能只拥有这六个字中的某一个方面的特征，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才可能完整地表现出这六个字所概括的特征。由此看来，“图·像思维“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一家某一派的继承和发展，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继承，作为整体性的继承也就无疑是一种发展了，是在思维方式这个层面上的一次探险性创新。

我们今天在科学研究和公共生活中所拥有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来源于西方，是在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是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整体性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被提出，但是，它的各种特征是分别存在于各家各派的学说中的。在西方，古希腊各家各派学说中所包含的思维片断得到了近代以来的系统整合，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思维方式而作用于科学和公共生活，因而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巨大文明成就。中国古代所提出和拥有的另一思维一直为各家各派零散地分别拥有，缺乏一场系统整合的运动，所以，它无法以一种统一的思维方式出现，以至于在科学研究和公共生活中表现得“无能“。当然，在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层面上，传统思维是一个统一性的整体，并发挥着巨大的整合社会的作用。在如何使这种思维方式实现自觉的问题上，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现在，张学栋先生用“势、场、道、灵、态、恒“六个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思维，表达了让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化、系统化的愿望，如果它能够演变成一场系统整合中国传统思维的运动的话，可以相信，人类的未来科学发展和公共生活模式塑造，都会走向一个全新的方向。近些年来，随着新的历史转型期的到来，西方思维方式所造就的文明成就越来越暴露出其负面影响，它抽象地把握世界所形成的科学认识在重新作用于世界的时候，使人的行为出现了“线性“方向的特征，在处理各类问题时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从而造成自然、人、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不和谐甚至冲突的问题日益剧烈化。显然，人类走向未来的道路不应再在西方思维方式的线性导向下前行，人类需要在思维方式这一科学研究和公共生活最根本的层面上进行反思，去发现另一条可能存在的道路。张学栋先生的“图?像思维“给予我们的正是这一方面的启示，所以，是一项可贵的探险历程。

思维方式是有惯性的，一种思维方式的确立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社会在引进西方思维方式方面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人们往往并不按照被充分张扬了的所谓“科学思维方式“去思考和处理人情世故，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时，是按照中国社会几千年形成的在今天不甚具有“合法性“的思维方式去行去做的。即使在公共生活的领域中，我们也会发现正式规则体系与人的行为之间明显的不一致甚至冲突。在当今中国社会，科学与生活的冲突归根结底是思维方式的冲突：一方面，在正式文本中，在合法的话语系统中，我们所倡导的是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要求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建构我们的公共生活以及私人生活，甚至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也运用的是西方的思维方式，用西方通用的叙述方式行文；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在日常行为中，我们不自觉地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支配。特别是在知识阶层中，评判他人时，往往运用西方的标准；而在自己的行为中，则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这就使中国社会以一个特殊的矛盾体的形式出现。“图·像思维“启动了这样一个进程：把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拥有的那种思维方式“合法化“，使它成为科学研究和公共生活中也共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这样一来，也许中国人就能够把“根“留住了。有了这个“根“，就会拥有生命活力，就能繁衍生息，就会为自己开创光明的未来，也同时为整个世界开创光明的未来。

应当看到，《图·像思维》一书还只是一项全新思维方式建构工程的开端，它给我们指示的仅仅是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有着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我们能够在这个空间中施展创造力的根据：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思维成就，也包括西方思维方式中的合理要素。我们应当把“图·像思维“作为一种更高级的思维方式来加以建构，它高于中国古代的思维，是因为它不是零散的、分别存在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学说之中的；它高于西方思维方式，是因为它不满足于抽象地把握世界，而是包含着一切抽象合理性的整体性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图·像思维“将使中国固有的思维实现自觉而成为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将使西方思维方式得到升华。这就是我们在《图·像思维》一书中所看到的努力方向。

（本文作者简介：张康之，男，1957年生，江苏铜山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