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之都与晋商兴盛

晋商是明清时期称雄于国内外商界500年之久的商业集团。先后垄断了明代中国北部边镇市场的粮食、铁器、盐业、丝绸、棉布和清代全国的茶叶、当铺、账局、票号等市场。明清晋商不仅占领中国各大商业贸易城镇市场、主要交通要道，“掌握了整省整省贸易”而且远涉印度、俄罗斯、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堪与威尼斯、犹太商人媲美的国际商人。他们的商贸活动将山西变成了“海内最富”，使省会太原变成了纵横南北的商业网络中心，南来北往各种货物川流不息的物流中心，富商大贾交流信息、交友会客、荟萃人才的聚散中心。

晋商之都太原

一、晋商崛起与太原密切相关。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的明朝洪武三年（1371年）明政府根据山西行省的建议实施“开中法”政策，山西商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利用靠近北部九大边防重镇中的宣府、大同、延绥、太原四镇的有利地理位置，在长城一带数十万兵马驻扎的军事消费市场经营粮食、盐、黑豆、棉布、草料、丝缎、茶叶、潞绸、铁器之类军属贸易品，崛起于国内商界。明中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白银的广泛流通使用，晋商将商业市场由黄河流域的北部军镇拓展到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史称“足迹半天下”，“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二、太原既是山西省会，又是明代九边重镇中的重要军事消费市场。众所周知，晋商是依靠北部边镇军事消费市场起家兴业的。太原、大同作为九边重镇，直接发挥着中原门户、京师藩屏的重要作用，仅大同一镇就驻扎着13万军士，配备6万匹战马，加上太原镇，守边兵士逾20万，供应人马数多量大，军事消费市场庞大。同时，太原还担负着接应运转周边邻省钱粮的任务。

三、太原承东启西、联通南北，是清代晋商进行南北商贸流通活动的中心。太原承东启西、联通南北，既位于长城脚下，又处于农耕文化与草原文明交接带的有利地理位置，是晋商从事南北物资转贩，深入大西北、蒙古草原、俄罗斯发展边贸的重要中转集散基地。明清时期山西太原、晋东南以煤铁、潞绸为主的手工业的生产和发展，为晋商开拓市场、互易有无、进行南北物资交流奠定了基础。进入清代，由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内蒙古、西北边疆地区的开发，晋商获得长足发展，到道光初年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首创票号，进入鼎盛阶段。其财力之雄厚、活动地域之广阔、经营商品之众多、管理制度之严密，在国内商界首屈一指。晋商汇通天下，货通天下，足迹遍天下，纵横欧亚数万里，开辟了南起福建武夷山、汉口，中经河南赊旗镇、穿越太行山、经太原、过大同，沿东口（张家口）、西口（杀虎口）北上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伊尔库斯克，直抵莫斯科及欧洲的万里国际贸易通道——茶叶之路。进而在商贸业（商号、店铺、作坊）、物流业（船帮、驼帮、车帮、货栈）、金融服务业（票号、钱庄、账局、印局、会馆、旅店、饭铺、镖局）等诸多行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积累了数千亿银两的巨额资本，出现了一些商业大家族，还产生了一批以“六味斋”、“双合成”、“清和元”、“广誉远”为代表的名老字号以及“汾酒”、“龟龄集”、“定坤丹”、“老陈醋”等知名品牌。晋商在世界商业史上是堪与西欧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的著名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国计民生，尤其是商贸流通、推进城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太原一直发挥着晋商商贸活动中心枢纽的作用。晋中祁、太、平各帮票号都在省城太原设有分号。除此之外，太原设有“义诚谦”、“巨兴源”两大票号，许多名老字号“六味斋”、“清和元“、“益源庆”、“双合成”云集省城太原。桥头街、开化寺、柳巷、钟楼街等主要商业街道上密布了数十家字号店铺。

四、清末山西商会在太谷短暂设置后很快迁往太原。到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后，清政府决定预备立宪，着手厘定官制。同年改商部为农工商部，下设农务、工务、商务、应务四司。农工商部成立后，随即奏定商会章程通行各省，饬令照办。章程奖励各地商人设立商会，规定商会分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及海外商务分会三部分。总会设在省会或商业繁荣的地方，分会设在中小城市。起初，因明清时期晋中商业发达、富商大贾辈出，故山西商会设在太谷县，会址在县城内南寺街，由祁县、平遥、太谷三县的绅士商人遵照章程公推总办。会办四人，董事无定额，下设文牍一人、书记一人，负责处理全省商务事宜。商会的职责是：调查全省商情并向商部报告，向商部转达商人的申诉意见，向商部申请公司的设立、商标的登记、产品免税措施和专利权等。然而，运行几年后，发现商会设在太谷有缺陷，太谷的地理位置和职能发挥均受限制。到民国元年（1912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晋中地区祁、太、平诸县的商业、票号大衰，加之1904年动工、1908年建成的正太铁路已通车运营，太谷的商贸、交通各方面远不如太原重要。所以，1912年，山西总商会迁设太原，太谷总商会改称为商务分会。

晋商兴盛之标志

晋商崛起于明初，发展于明中后期，兴盛于清代中后期。其标志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道光年间实现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首创票号。票号分为祁、太、平三帮，习称“西帮”票号，以区别于红顶浙商胡雪岩后来仿办的“南帮”阜康票号，外国人称票号为“山西银行”。著名的票号有平遥李家“日升昌”，侯家“蔚字五联号”，祁县乔家“大德通”，渠家“三晋源”、“百川通”，太谷“志成信”、“协成乾”，太原张家“义成谦”等，到清末光绪年间极盛时期，晋商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集镇有570多家分号，形成“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并延伸到日本、印度、朝鲜、俄罗斯恰克图等地，标志着中国民间资本和商业汇兑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二是出现了一批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为一体，银企互助联动、多元混业经营的巨商财团家族。临汾亢家、灵石王家、榆次常家、祁县乔家和渠家、平遥李家和侯家、介休冀家、汾阳牛家、太原张家、万荣李家等都是拥有数千万两白银资产和大量商号、店铺、票号、宅院的垄断财团。清代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号称集22省货物，拥有上千家分号，上万名员工，2万多头骆驼，既从事“上自绸缎、下至葱蒜”的商业贸易，又经营“印局、当铺、钱庄、账局、票号”各类金融业务。其资产据载用50两的银锭元宝从北京可铺到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市）。

三是在实践中积累创新了一整套用人管理制度、激励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诸如 “密押”、“暗码”、“股俸制”、“学徒制”、“标期制”、“合伙制”、“顶身股”、“龙门账”、“预提护本”、“公座厚成”、“旅行支票”、“同业拆借”、“票据扎差清算”等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自身发展需求，有效协调劳资矛盾的经营管理制度。现代银行的许多原理规制皆肇始于此。日本的松下、东芝等现代企业学习借鉴晋商的身股制，实行了全员入股分红等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收效颇佳。

四是晋商拓展了数条重要的连接国内外商业贸易的重要物流商道，比如，晋商通过长途贩茶、运铜、售皮毛，相继开辟了连接欧亚的万里国际茶叶之路、海上商路（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日本、琉球）、张库大道（张家口——库伦）、晋蒙粮油古道（临县碛口——内蒙古包头），即加快了国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周转传递，又拓展了国内外的市场，将民间私营组织的国际贸易扩展到俄罗斯、日本、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五是带动了一大批商贸城镇的发展和繁荣，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晋商在长期的贩运贸易中，促进和带动了国内外大批城镇的崛起。民间至今盛传着“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曹字号，后有朝阳县”的说法。晋商在通都大邑京、津、汉口、南京、广州、成都、沈阳、营口等市广设会馆、店铺、票号；在交通要道、黄河沿岸的内蒙古河口、包头，山西河曲、保德、碛口、孟门军渡等码头集散货物，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数十座城镇的兴起和繁荣。 ■

作者：高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