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影印

影印技术是清同治十三年由欧美传入上海的，最初也是外国人开始做的。到了光绪五年，上海点石斋开始用影印技术出版中国书籍。早年影印本比较著名的有同文书局受清政府委托影印《古今图书集成》、单独影印《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竹简斋影印“二十四史”等，但这些大多是影印新近图书，不求版本，但求石印之便捷廉价。因此这些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古籍影印关系不是很大。

影印善本书，即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古籍影印，当以民国二年董康雇日本小林忠冶影印日藏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为最早。此后有名的有日本影印宋刻孤本《重广会史》、傅增湘送日影印宋版《周易正义》等，这些均为摄影后制成珂罗版（玻璃版）影印的。由于珂罗版每版只能印二、三百部就毛版不能印了，故而成本颇高。

（珂罗版印刷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QSBh4V2N7lCLNyRyokER2EJxhjNjhqDLSJPYcEPL4ZiGl5zhQzK2R0CUttVS43G）

而商务印书馆崛起之后，影印之风始大盛。商务也有珂罗版机器，但因其成本高，多用以影印碑帖。影印古籍则用石版影印，后来又用金属版影印。其所影印以原大影印《续古逸丛书》、缩小统一规格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有名。而建国以后直至20世纪末的影印事业也多以石版或金属版，仅有1960年、1961年出版《中国版刻图录》、1963年影印《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版《金石录》等少数几种用珂罗版影印。

纵观20世纪古籍影印，珂罗版影印在建国以后很少见。就民国时期的珂罗版影印书来看，除了日本的几种外，均为藏书家出于留存副本的考虑，而取自藏珍本影印百十来部以广流通。由于珂罗版影印书虽是黑白两色的，却能够分出颜色的浓淡深浅，所以摄影之后可以直接上版付印，这样既省去描润环节以免新增讹误，又能分辨重叠的内容。而且珂罗版影印数量的限制又导致珂罗版影印本没有普及的性质。因此，完全忠实于底本原貌的版本学价值便成了珂罗版影印本唯一价值。

商务印书馆以石板、金属板影印古籍，一则是出于成本考虑，二则也是出于从始至终主持商务古籍影印事业的张元济所秉持的以文化救国的理念而力求普及（《续古逸丛书》基本无第二项意图），其实节约成本也是为了更好的普及。但是石板、金属板影印就出现一个问题：黑白单色，分不出颜色的浓淡深浅，这就导致有些版面模糊或者版面污秽的书叶如果不对于摄影底板进行描润则会字迹模糊难辨或者字迹为底本上色浅的污渍所完全遮蔽。但是一旦描润，有时难免失误，或描去笔画、或误描笔画、或描出错字。

当然除了技术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纯理念问题：影印古籍为何？

如上所述，民初藏书家以珂罗版少量影印珍本古籍完全出于副本考虑，所以对与底本应该是极其忠实的。但是以商务为代表的出版商（包括建国以后的文学古籍刊行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暨上海古籍出版社），则是以普通大众的一般阅读为目的。试看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此（按：指《四部丛刊》）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或缺者”，如此则影印古籍仅仅以提供一个错字较少的阅读文本为目的，因此《四部丛刊》多有删去底本原有的前人圈点（如《花间集》）、删去前人批校（如《尚书正义》）的行为，而甚至有底本残缺用它本配补不予说明的，最严重的莫过于《龙龛手鉴》，此书内封题据双鉴楼藏宋本影印，但双鉴楼藏本缺卷二，四部丛刊本直接以涵芬楼藏另一宋本摄补而不予说明。而最为严重的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直接据他本校正修描（甚至也有描错）且校勘记未及出版，贻误学者不浅。这些都是不尊重底本原貌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当时的版本学仅仅为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古书商贩的绝学，而且版本研究以原件考察为（试看当时版本学著作，无一以商务的缩小影印本为证据），因而影印的心理不是也出现不了专门为了供人做版本研究的资料，而是作为一般的阅读善本出版。建国以后也是一直秉持这一普通阅读理念进行古籍影印，比如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以32年影印本为底本影印，影印时师心自用，直接挖改里一些底本错字，极其不尊重底本；同年同社影印《聊斋志异》手稿本、庚辰本“石头记”，均为求阅读便利，打乱稿本原有的书叶错序而“恢复”正序。又如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说文解字注》直接挖改底本避讳字；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钜宋广韵》，将底本日人补抄的卷三除去，以系统不同的四部丛刊本补入。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更是受到极左思潮影响，1962年上海翻印1961年台湾影印甲戌本“石头记”，出于政治因素，删去一切胡适的痕迹，甚至把胡适补写并在补写处加盖私印的地方全部挖去胡适痕迹，以书中他处同字字形补入，大大失真。这些都是影印理念不以版本研究为目的所导致的。

更有甚者，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己卯本“石头记”竟然以某几位研究者的观点为指导，擅自删去底本朱蓝二色批语，其原因只是因为这二色批语是民国时收藏者所书，而非己卯本“固有”（其实，以自版本学肇始便有的版本研究角度和现在的古籍影印理念看来，一部古籍尤其稿本、钞本，只要确实存在其身上的东西，都不能仅凭研究者的意愿轻易断定其非“原有”而在影印时予以剔除），此所谓主持者观点所左右，颇像当年戴震为了自己的《水经注》校本而涂抹《永乐大典》原书。

因此，20世纪的古籍影印（除去早期一些珂罗版）一则由于技术问题，一则由于影印理念，一则由于政治因素或者主持者学术观点因素，很难达到我们现在，尤其网络学术爱好者的版本研究的要求高度。

但是，21世纪开始，一则是影印技术的提高，即四色套印和电脑制版的成熟；一则是《中华再造善本》所确立的“传本”理念的影响，以版本资料为目的的古籍影印逐渐多了起来，《再造善本》就很多是底本有模糊而不加描润、北图社版“己卯本”对于底本毫不改动均为此一理念的产物，但这些都能因技术提高而颇存真貌。这可以说是古籍影印的理念由一般阅读向版本资料（传本）的飞跃式转变。这一转变一则是出于既要保护善本而有使专家学者能在尽量少接触到原本的情况下同样能进行学术研究的需要（《再造善本》），二则也是受到当今非体制内研究爱好者增多而对旧有影印理念不满而所给予的刺激。其实在第一点上，倒有走在前面的先驱，这便是“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所影印的古籍文献，但当时仅仅是理念的变迁，技术也仅仅达到珂罗版的分浓淡的效果和理念的变更而免于描润。

因此我们利用20世纪的影印本的时候，切莫要以今日的理念苛求，更不能误以今日的影印理念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