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忠·德·信·勇】（下） 晋商的用人智慧

晋商的用人智慧

八、 晋商“克俭于家“的节俭品质

九、 钱庄（票号）的管理理念与制度举要

十、 感受晋商文化精神、提升后勤管理品质

附件：中国票号第一家 平遥“日升昌”与大掌柜雷履泰晋商的用人智慧

　晋商的智慧首推其用人之道。古人云“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这是票号大掌柜的经验之谈。东家对于大掌柜之聘用，用人唯贤，唯才是举。 具体做法是：聘用之前，先由东家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大掌柜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格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

一旦选中聘用，东家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大掌柜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掌柜颇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自己决策并处置。若遇年终结算时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欠缺造成，东家不仅不责怪掌柜失职，反而多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以期来年扭亏转盈。

正由于东家充分信任大掌柜，故而其经营业务也十分卖力。且有无上之权力，票号不论是用人还是业务管理，均由掌柜通盘定夺。但同人有建议权，大伙计对小事可便宜行事。逢到账期（三、五年不等），大掌柜向东家报告商号盈亏。掌柜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业务大有起色，财东则给予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如不能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不用。

据说在祁县乔家大院，每届年终各地掌柜齐集总号汇报工作时，由东家设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东家敬酒上菜，热情招待；盈利少或发生亏损者居下席，自斟自饮，受到冷遇。如果二、三年者屈居下席，用不着东家说话，经理也只有自请辞职了。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 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

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核心内容是相同，目标一致，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明清晋商在人文思想的影响下，很重视修身正己，并结合自身经商的特点，提出了经商与人才的关系，用人唯贤是举。凡被选中者须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了解本行全部商业活动，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故所选拔之人多为佼佼者，颇具重望。

八、 晋商“克俭于家“的节俭品质

　晋商很重视勤劳节俭。他们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明人沈思孝说：“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这就是晋商勤俭善商的很好概括。因此，勤俭经商也是晋商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俭约自律：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晋商一贯提倡的节俭作风，明人沈思孝《晋录》载：“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

晋商认为“勤俭为黄金本”。明人谢肇制在其著《五杂俎》中称：富商“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王全性《广志泽》载：“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

清朝康熙帝南巡时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

顾公燮说：“自古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载：明代蒲州人王恩，“幼失怙，拮据立门户，游货南北，足迹半天下，初岁业尝中耗，厉志经营，因能复其殖，尤慎干出纳，终其身未常有锱铢滥费，盖天性也”。

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载：清代祁县人郭平诚，“虑家贫，以生殖致饶裕，性俭约，不喜奢华”。定襄邢渐达，“十五岁而孤，……而自事生业，艰苦备尝，不辞劳瘁，自奉俭约，……盖自服贾以还，一切货物往来，俱存宽厚”。这些例子都是晋商善于俭约自律的明证。

九、钱庄（票号）的管理理念与制度举要

　晋商有谚称：“家有家法，铺有铺规。”钱庄号规极严，无论经理、伙计、学徒，均须遵守。其内容包括各分号与总号之间的关系、业务经营原则、对工作人员的要求等。

　例如休假制，一般规定号内职工从掌柜起，均为三年回家探亲一次（分号路远者，如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地为五年一次），称为班期。住家半年，往返旅杂费由号中供给。如遇婚丧等事，视情况予以补贴。号内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下面是光绪十年（1884）大德通票号号现部分内容：

l、在各分号互相之间，规定虽以结帐盈亏定功过，但也要具体分析，如果本处获利，别的分号未受其害者，可以为功；如果只顾本处获利，不顾其他分号利益，甚至造成损害者，则另当别论。

2、在业务经营上。规定买空卖空，大干号禁，倘有犯者，立刻出号。强调生意之中，以通有无、权贵贱为经营方针。

3、对于工作人员，规定凡分号经理，务须尽心号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凡一般工作人员，强调和衷为贵，职务高者，对下要宽容爱护，慎勿偏袒；职务低者，也应体量自重，不得放肆。

严禁陋习。规定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干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各分号难免有赌钱之风，今后不管平时过节，铺里铺外，老少人等，一概不准，犯者出号。游猖戏局者，虽是偶蹈覆辙，亦须及早结出，刻不容缓，严行禁之。

可以看出，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让我们惊叹的是在交通、通讯、法律、政策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经以一种和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来经营着他们的事业，也许此乃今天人们研究晋商、学习晋商的原由吧。

十、感受晋商文化精神、提升后勤管理品质

晋商文化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继承、融汇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自强创业精神，在我国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得“晋商”这一山西商人自发组织而形成的商行群体，在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吸取先辈的优秀经商思想，总结前人艰苦创业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诀窍，悟出了多方面的理财之道，增长了经营的知识才干，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养。

一般而言，晋商文化生命力的表现在：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

博大宽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力，也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也是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 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这个群体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 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包容宽蓄精神，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当时的感受：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度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谈到山西商人时也抛开了日尔曼民族传统的严肃和拘谨：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 当我们今天穿行在这些山西的古老县城时，当我们重新打量这些高墙大院的时候，每一扇门，每一间屋似乎都隐藏着一段令人惊心动魄耐人寻味的财富故事。

附件：中国票号第一家 平遥“日升昌”与大掌柜雷履泰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日升昌”票号，是清代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开设的。这个票号的创始经理人名叫雷履泰，其东家为平遥县的达蒲村李家。“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玉成”颜料铺，后来才更名日升昌，并发展为票号。“日升昌”票号，平遥为总号，其分号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日升昌”票号主要业务是包办国内公私汇兑银钱。当时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现银运输量颇大，公路交通运输不发达，其它运输手段费用高而且很不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应运而生了，“日升昌”的诞生从此结束了我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局面，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谓“一纸风行”。然而，更让我们叹服的是：票号产生的百余年间，外患频频，内乱不断，日昇昌在风雨飘摇的一百年，纵横捭阖，雄视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极具现代意义的管理制度。“日升昌”票号，当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首创金融机构，曾以“天下第一号”、“汇遍天下”而闻名于世。“日升昌”票号，在咸丰同治年间为极盛时期。到清朝末年，先进的银行兴起，票号逐步被取代。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和清朝政府被推翻，“日升昌”票号就随之倒闭了。如今的“日升昌”旧址，已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人们在这里所见所闻的是一百多年的过去。尽管日升昌小小的院落无法与现代银行的摩天大楼相比，日升昌仅有的分号也无法与当代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点相比，但我们可以从日升昌看到当代银行的影子；从日升昌领略到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可以从日升昌感受一种锐意改革的精神，鼓闻一个时代进步的声音。“日升昌”票号旧址格局

　票号坐南朝北，南北长为65米，东西宽为20米，总建筑面积为1300平方米。票号内三进院落，临街面阔五间，中间为通道，两边是铺面，上面建楼存放财物。前院、东西两边各有柜房两间，中院东西各建客房三间。正面，为票号中厅，面阔也是三间，是汇兑业务具体办理的重要场所。中厅上面建有楼房，是存放物品的场所。紧靠中厅南檐平房三间，中间为走道，东西两边为小套间。在后院南边，有正厅五间，东西两面各有客房三间。整个院落布局考究，格式别致，高墙、大院、深宅。由于职业原因，出于对安全的重视，在院内所有被认为不安全的地方，都架设有铁丝天网。网上，系有响铃，只要临街铺面五合坚实大门一关闭，可算得上固若金汤万无一失。“日升昌”在商业上的成功，得益于一系列在当时极为先进的经营理念的管理制度。股份之制，两权分离更凝聚同舟共济、天时地利人谐和票号的财东为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了地使用了人身顶股制。即员工可以用自已的劳力作股份，与财东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票号的分红。总经理的股份由财东确定，票号内部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顶股则由经理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来的。通过人身顶股，票号内部所有员工的利益和票号业绩，业务发展被紧密相连。可以说顶身股把员工和票号命运紧紧拴在了一起，从掌柜到伙计无不殚精竭虑，尽心竭力，从而促成了票号内部经营管理、服务态度、业务素质的全面改善。“任人唯贤”，不拘一格选人才学徒必须年龄在13—15岁之间。身高五尺，仪态大方，家世清白。懂礼貌、善珠算，精楷书，不怕远行，能吃苦。学徒入号，必须有担保人。入号前，由主考人当面测其智力，试其文字，通过者择日进号。进号称“请进”表示人才请入，前途无量。入号后，由老师傅带小徒弟采用传、帮、带的刑式进行培养。培训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业务技术，包括珠算，习字，抄录信稿，记账，写信等，学习蒙、满、俄语，了解资金运作，熟记银两成色。二是职业道德训练，主要有重信义，除虚伪、贵忠城，鄙利已，幸辛苦，戒奢华，并派往繁华重镇，以观其色。经过三年学徒期满，方可正式录用。由于学徒制执行很严格。从而为日升昌保证了人才的后备力量。

　雷履泰，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山西平遥县洪保村人，中国金融业泰斗——山西票号创始人，对我国金融业发展贡献颇大。雷履泰自幼读书，后弃儒就商，办事干练，颇具才华。 雷履泰与东家李箴视共商创设“日升昌”票号， 雷履泰此举将我国只做存放业务的帐局银钱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创建了专营存汇款和拆借资金业务的“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