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忠·德·信·勇】（上） 晋商票号（金融）文化

山西太原2013后勤研讨会讲座

仁·忠·德·信·勇 上

—–

上

走进山西晋中、走进中国金融发祥地（平遥、祁县、太谷）

感受票号、体验乔家大院(乔致庸)

钱庄（票号）与镖局

东家、掌柜与伙计

晋商的精神特质 —“晋商精神

对今天后勤服务管理者的启示

下

晋商的用人智慧

八、 晋商“克俭于家“的节俭品质

九、 钱庄（票号）的管理理念与制度举要

十、 感受晋商文化精神、提升后勤管理品质

附件：中国票号第一家 平遥“日升昌”与大掌柜雷履泰

一、走进山西、走进晋中、走进中国金融发祥地（平遥、祁县、太谷）

山西以地处太行山之西而得名。位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东部。其间高山峻岭，丘陵纵横，山环水绕，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气候适中，四季分明，大自然神工鬼斧般地造就了一处处绚丽多彩的景色。

山西又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属晋国地，故简称晋。公元前 453年，赵、魏、韩三分晋国，故又别称“三晋”，素有“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文献之邦”的美称，保留有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地面古代建筑。

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的3.5万处文物古迹，国保单位119处，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阵地。上古时期，中原各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使得北方各民族逐渐融合于华夏族，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

晋中—是晋商故里，晋中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商代后期境内就有大小城邑出现，春秋时期开始设县一级行政建制，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依太行，西临汾河，北与省会太原市毗邻，南与长治市武乡县相交。位于山西的中部，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文化气质十分独特鲜明，发展潜力巨大无限的，风水宝地。

晋商纵横商界600年。曾经创造过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西方学者把山西商人同犹太商人相媲美。太谷、平遥商人的商号店铺遍设全国各地，三百年前，就有祁、太、平客商的足迹远涉澳门、日本、西亚和俄国、外蒙古，西欧。

晋商最大的成就，是1824年，在平遥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以及以乔家大院为代表的山西票号“汇通天下”、走西口，揽中华，“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创造“海内最富”，平遥城的市楼南大街曾被喻为“中国的华尔街”，也是中国最早期金融及银行业的诞生地。

平遥：从古城内发现的仰韶彩陶文化证明，平遥远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在此生息。春秋时为晋国中都邑，汉为京陵县。北魏时改为平遥县。平遥城内文物遗址甚多。

现存的古城墙，是我国仅存的较为完整的四座古城池之一，始建于西周，明洪武三年扩建，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城内街巷、居民宅院富有民族特色，以及明代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城外双林寺、镇国寺以其精美的彩塑闻名中外。

　祁县：晋中宝地，早在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定居。现祁县县城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祁县名人辈出，有祁黄羊、王允、温峤、温庭筠、戴廷式等。闻名中外的祁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是清末民初的民居精品。

　祁县古城满街的古老店铺和寺庙，满城的砖雕石刻，油漆彩绘，古色古香。古籍藏书，历史文物，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祁县秧歌源远流长，元宵社火喜闻乐见，腊塑、面塑、剪纸维妙维肖，都充分体现了古老的黄河文化在祁县的深厚积沉。

“晋商”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山西是古晋国的封疆，简称“晋”，凡山西从事商业工作，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 ，晋商俗称“山西帮”， 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

《国语·晋语》中晋文公曾说：“轻关易道，通商宽农。 ”当时的晋国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管子·轻重甲》）的商贾阶层，商贾已经成为晋商社会的上层人物。

　小知识：感受山西山水、感悟三晋文化

　山西素称“襟山带河，表里河山”，三晋文化、山西精神，说到底不外是山与水的塑造，是刚柔相济、仁智合一的和谐完美。山西的水，在灵动孕育之余，也不乏滴水穿石的柔韧与坚毅，不然何来壶口瀑布的黄河咆哮？

　同时，山西的山，在挺拔仁厚之外，也不缺藏精吐玉的温婉与柔媚，否则哪有宁武天池的碧波如镜？山西的水与山，真个是“负阴而抱阳，独立而不改”，以至“晋善尽晋美”，不愧是大自然的杰作。中华文明的“根”在山西，华夏精神的“脊”在山西。

感受票号、体验乔家大院(乔致庸)

　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晋商，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日升昌的匾额“汇通天下”

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

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商人在计价核算，呼伦贝尔的醋，茅台的酒，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都为山西商人所建；

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

　特别是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太谷的曹家，榆次的常家、聂家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北距太原50多公里，南邻东观镇。它又名“在中堂”，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曾有两次增修，一次扩建，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于民国初年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从高空俯视院落布局，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

整个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瞭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

乔家中兴的代表人物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乔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在国弱民贫的清朝，他能够“汇通天下”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起先是“复字号”称雄包头，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虽然他资本盈厚，他绝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

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要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其观念和修为，对我们今天后勤管理很有借鉴意义。

乔家大院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捐银10万两。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为乔家大院题了对联，传说李鸿章写“ 子孙贤，族将大 兄弟睦，家之肥 ”不难看出，乔致庸结交官府有其商业利益与自身需要的一面，反映的是乔致庸大商人之大格局大智慧。

钱庄（票号）与镖局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钱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

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

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

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

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

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

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当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小知识：山西票号的保护者—镖局

镖局是专门为人保护财物或人身安全的机构。又称镖行受人钱财，凭藉武功，专门为人保护财物或保障人身安全的机构。旧时交通不便，客旅艰辛不安全，保镖行业应运而生，镖局随之成立。镖局有镖旗、镖号。

　做镖局生意要有三硬：一是在官府有硬靠山；二是在江湖绿林有硬关系；三是在自身有硬功夫，三者缺一不可，“情、义、礼”这三要素汇集在一起，也就构成了镖局在经营方式、分配原则、管理制度、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特征。

在强盗的眼里，镖师是一种从来不会屈服的人，在商人、雇主、弱者眼里，镖师永远是最让他们有安全感的人，镖师就是他们的腰杆子，镖师就是他们的护身符，只要有镖师在他们的身边，他们的生命财产就会安全，他们的生意买卖就会兴隆发达。

其实这只是外行人对镖局的一种表面认识。对于有苦说不出的镖师来说，他们心中常年祈祷的只有一个字：和。

如何处理好与官方、地方、贼的关系， 他们心中只有一个词：以和为贵，因为他们看到了太多的厮杀和死亡，遇到了太多的袭击，见到了太多的流血，而他们的职责仅仅是保平安，所以他们不管处理任何冲突和突发事件，总是以和为贵，以和平解决、和气生财为主导精神，镖局也始终坚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神。

一个资深镖师的修养，也是镖局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所谓“三分保平安”，即带三分笑，让三分理，饮三分酒。

东家、掌柜与伙计

　晋商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其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的东家群体。

　晋商的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东家（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东家信不过就可以辞退。

　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掌柜在本地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作为小伙计，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小知识：山西祁县票号如何培养小伙计

　票号经理的选用一丝不苟，店员、学徒的录用也是十分严格，慎之又慎。学徒必须年龄15——20岁之间，身高五尺，五官端正，仪态大方，家世清白，懂礼貌，善珠算，精楷书，不怕远行，能吃苦。学徒入号，须有人担保。入号前，由主考人当面测试其智力，试其文字。通过者，择日进号。进号称请进，表示人才请入，前途不可望。入号后，总号派年资较深者任教师进行培养。培训内容包括二个方面：一是业务技术，包括珠算、习字、抄录信稿、记账、写信等，学习蒙、满、俄语，了解商品性能，熟记银两成色。

　一是职业道德训练，主要有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并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色。习商谚语充分说明了其对学徒要求之严。谚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忙时心不乱，闲时心不散”；“快在柜前，忙在柜台”；“人有站相，货有摆样”。

　学徒工作规矩：“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条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由于学徒制执行很严格，从而培育了不少人才，成为晋商的骨干力量。

晋商的精神特质 —“晋商精神”

明清晋商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其实，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晋商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晋商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晋商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如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

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

晋人摒弃旧俗，扬贾褒商，以经商为荣，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晋商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小知识：钱庄（票号）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晋商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晋商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票号兴起，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对今天后勤服务管理者的启示

自强不息，不畏艰辛，开拓进取，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晋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小知识：钱庄放款

　放款 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

　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